程开甲:我与祖国在一起

于庆田



程开甲在与科研人员探讨技术问题。

程开甲(后排左一)在英国留学时留影。

在一次空投核试验中,试验安全问题,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核试验准备工作时,关切地问空军司令员,安全问题如何?司令员说,这事程开甲同志考虑了,请他汇报。总理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程开甲同志。程开甲很有信心地表示:安全是完全可靠。

这位中低个儿、浓眉毛的教授,操着浓重的苏南口音,尽量简明扼要地向周总理谈了安全和试验方案。反复询问好几次,周总理听明白了,笑着让程开甲学点儿普通话,因为他的地方口音很重。

程开甲,当时是南京大学教授,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的所长。几乎我国每一次核试验,他都在试验现场。鲜为人知的事业,造就了一批中华民族的无名英雄。程开甲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多年前的一个盛夏上午,笔者慕名拜访了程开甲教授。

话题依然从口音说起,程开甲笑道:“我的讲话不知你们能否听懂。周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事可以说都完成了。唯独这个口音,说起来很遗憾,恐怕难改了。”

校长高兴地对班上同学说:“你们要学习程开甲的刻苦精神。”

程开甲,1918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一个商人的家庭里。祖父做生意,历尽坎坷,赚了些钱。父亲要他考举人、做官,结果他连个秀才也未考取。程开甲七岁时,父亲去世,母亲被逼迫离家。从此,他开始了没有亲生父母疼爱的少年生活。

读私塾,没有辅导,中文底子薄。因家境败落,小学毕业时,程开甲想考花钱少的嘉兴二中,结果不争气,两年未考取。最后,他进入秀州中学。

秀州中学也是嘉兴颇有名气的教会学校。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有李政道、陈省身、顾功叙这样的科学家,也有郑三生那样的革命军人。秀州中学的一本《校庆专辑》中,对程开甲有这样的记载:“刚上学时,程开甲同学成绩平平,第二学期开始,情况就变化了。初中毕业时他已名列前茅。”

程教授回忆说,学习虽然也有捷径,但最根本的还是靠刻苦、勤奋。至今他还记得爱因斯坦的话:“1%是灵感”“灵感还是经验的综合。”他说,在楼梯灯下看书,在厕所里看书,他都干过,夜里经常学习到十一二点。圆周率,他背得过60多位;乘方表,他背得滚瓜烂熟;立方表,他至今记忆犹新;地图,自己绘制;英语百词比赛,他获得第一。甚至《林雨堂英语》他从头到尾背得下来。有一次,英语教师病了,校长顾惠人代课,让程开甲回答问题,结果他对答如流,连以前讲过的都能复述如初。校长高兴地对班上同学说:“你们要学习程开甲的刻苦精神。”

程开甲在初三时英语学习虽然成绩不错,但口语不好,参加讲演比赛刚上台讲两句,便卡壳了,红着脸下台。从此,他下决心要争这口气。读、写、背并举,特别要突破朗读、背诵、会话关。结果,高中时,英语演讲比赛在全校获第一名,而且在全省教会中学背诵比赛中出人意外地夺取冠军,为母校增光。

高中毕业,程开甲报考两所学校:一是上海交通大学,二是浙江大学。结果都录取了。刚考试完,程开甲从上海回到家乡,结果“八·一三”事件发生了,日本侵略上海。由于经济原因,因为考取了浙江大学公费生,他就去浙江大学报到。

上了浙大,抗战开始,程开甲跟随学校辗转流亡到大后方。大学一年级时,他们在西天目山一个大庙中上课。第一学期没完,上海失陷,日本人入侵南京。于是浙江大学从建德集中,迁到江西吉安。从此开始了长时期的“流动大学”生活。

在吉安上课两周,又迁到泰和上了七八个月课。到1939年初,又迁到广西柳州北部的宜山。1940年春,又离开宜山到遵义,在遵义蹲了一年半时间。1941年秋,又从遵义搬到西北部的湄潭。就在这年秋天,程开甲毕业。

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,程开甲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。

公费一度发不下钱来,已经山穷水尽,到泰和时,他甚至连蔬菜都吃不上。有些同学看程开甲的生活太苦了,在一个星期天,请他吃了一顿荤菜。结果,长期没有油水的程开甲,肚子承受不了,由肠炎转成了痢疾。

病中准备考试,程开甲瘦了,瘦得皮包骨头。但他依然支撑着,参加了学期考试,教师们十分关心爱护着他。搬迁时,同学们嫌麻烦都扔掉一些书,而程开甲却不肯扔。他瘦小的个子,经常背一个大行李包,里面装有许多的书。有一次搬迁,他和同学搭上了一个露天的货车,三天三夜不能坐,不能躺,基本上是蹲着睡觉。“别的可以扔掉,书可舍不得”,这就是老同学对当年程开甲的回忆。然而,最后迁移到宜山时,一把火把程开甲多年积累的书全部烧光了。程教授至今回忆起这件往事,还心疼地说:“多少知识付之一炬,可惜啊!”然而,当时也是无可奈何!粤汉铁路以东不能再待下去,必须再往西撤。

陈建功当时在浙大任教,上函数论课。三年级时,程开甲听陈建功教授的函数论,到了入迷的程度。他向老师提出一些钻研很深的问题,老师很高兴,鼓励他写成论文。结果,他和陈建功教授合作写出一篇研究论文,寄给英国的数学教授 Tisehmash发表。

到四年级,他开始写毕业论文,1941年秋毕业留校任助教。这时,他结婚了。夫人高耀珊女士是一位贤惠勤俭的传统女性。在长期的婚姻生活中,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整个家庭和程开甲,使丈夫有足够的精力埋头科学技术事业。

站在码头上,他情不自禁地喊:祖国啊!我终于回来了!

抗日战争胜利前夕,英国著名科学家里约瑟先生来华访问。他在浙江大学作报告,讲生物物理学。竺可桢、王淦昌等请他向英国推荐留学生。

1945年,程开甲在里约瑟先生的帮助下,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,可去英国艾丁堡大学留学。通过选拔之后,他告别爱人高耀珊和女儿,于1946年10月乘飞机到伦敦。

1946年10月,程开甲开始在艾丁堡大学数学物理系读书,成为波恩教授的一位研究生。程开甲在这里系统地学到了当代物理学的许多先进知识,特别是不同观点的争论。波恩教授当时与爱因斯坦是好友,二人经常通信。波恩教授在学术观点上与爱因斯坦经常争论,包括哲学思想,有时观点针锋相对。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始终是不相信的。

波恩认为,量子力学之所以对,在于它揭示微观世界。当Planck揭示出“量子”学说时,许多物理学家都说他是“疯子”,说这绝不是物理“DasystKaimphgimk”。然而波恩对此坚信不疑,并写了一本名为《概率和因果论》的书,他相信自己的认识是对的。后来在50年代,波恩教授获诺贝尔奖,就是为表彰他对量子力学概率论发展作出的贡献。

波恩教授的学生,有许多成为著名科学家:爱论斯脱,奥本·海默,中国的彭桓武、程开甲,德国的福克斯等。关于原子弹压缩内爆的理论,就是福克斯提出来的。

在留学期间,使程开甲最受刺激的还是被外国人歧视。最令人气愤的是,有一次,一位英国牧师问程开甲:“你喜欢不喜欢猴子?”

聪明的程开甲一听这话里有话。因为英文中“喜欢不喜欢”和“像不像”是同一个词(Like),这话等于说“你像不像猴子”,于是程开甲回答说:“无可奉告。”

房东老太太很欣赏程开甲这个巧妙的回答,对他连连称赞。

程开甲痛恨那些歧视中国的外国人,一心想多学点技术,将来报效祖国。于是,他忍辱负重,孜孜不倦,买了一些金属学方面的书来看,认为回国后可能有用,这就是回国后开展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研究工作的萌芽。

1949年,程开甲在艾丁堡大学毕业了,留校任研究员。工资700英镑。这在当时是一很可观的数字。第一次领这么多工资,程开甲高兴极了,首先想到了在中国的妻子、女儿。他来到商店,想用支票为夫人购买一件皮大衣,共花17英镑。然而,老板不相信这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会有这么多钱,打电话问银行:这个中国人能有那么多钱?怎么有700英镑支票?银行郑重告诉商店老板,这位先生是艾丁堡大学的中国籍研究员!程开甲取了皮大衣,大摇大摆地走出商店。

国内解放军渡长江南下的消息传到英国。南京解放时,英国船紫金号不听从解放军劝说警告,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打击。这件事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。英国人指着程开甲等人,如梦初醒地说:“你们中国人还敢打我们呀!”

程开甲心中无限感慨:“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一天!”

把妻子、孩子接到英国来?并不是没有考虑过。波恩教授也曾建议他把妻子接来英国。有的同学已经把老婆孩子接来了,还有的连父母也接来了。但程开甲亲眼看到:寄人篱下的生活,被人瞧不起,心里非常难过。尽管当时他对共产党、共产主义陌生得很,但他还是相信回到家乡,报效祖国,是根本的出路。

为了回国,他进行了许多默默地准备。要多搜集一些适合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书籍。甚至连《金属物理学》这样的书,他都奉为至宝,带回国来,结果真的派上了用场:1952年院系调整后,程开甲在浙江大学、南京大学都用上了这本书。

英国,毕竟是程开甲获得大量科学技术知识的地方。

要离开它,离开艾丁堡大学,离开波恩教授等导师和同学,还真有点恋恋不舍。然而,为了祖国,为了国内的妻子和孩子,他毅然踏上了回国的旅程。

“你了解问题了解得深。”这是波恩教授对程开甲临别前一句评价性的话。

这话不是一般的评价。波恩教授治学很严,从不轻易表扬人。他知道程开甲敢于向权威挑战,敢啃硬骨头。当时研究超导理论,程开甲曾经和海森堡争论,从爱丁堡大学到牛津,一直争论到苏黎世。

1950年8月的一天,程开甲乘坐的船开到香港码头。

他急不可待地从船上跳下来,站在码头上激动不已,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,情不自禁地喊:祖国啊!我终于回来了!

他想乘船从香港去杭州,然而却没有买到去杭州的船票。那时东南沿海通航已有困难。无奈,他只好改乘火车,由香港经深圳、广州去杭州。在香港,他把所有的外币换成国币,带来的书籍物品又缴纳了不少关税。他所剩无几,但心里却很高兴,说是把钱交给了国家。

一路上,第一次坐着祖国畅通的火车(对比着抗战中流亡的途中生活),看到可爱的祖国大地,农村、城市多么熟悉,久别重逢分外亲热。一路上激动着、歌颂着。

来到杭州,他没有先回家看望妻子和女儿,而是径直来到母校——浙江大学。当浙江大学安排他留校任教,并担任物理学副教授时,他才去探望久别的妻子和孩子。

阔别四年多的妻子终于盼回了自己的丈夫。离别时孩子还不会走路,如今已能够快跑了,羞怯地喊这位陌生人“爸爸”。程开甲的眼眶湿润了,抑制不住泪水流了下来。

从长年战乱到走上太平的年代,妻子高耀珊带着孩子吃了不少苦啊!他思念妻子,疼爱孩子,如今终于来到她们身边……

从此,他开始了教学生涯。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大学。

从此,他开始接触共产党,认识共产主义。程开甲教授不止一次地向笔者谈到,他是一个思想“保守”、不轻易接受新事物的人;然而,一旦认识到它的正确性,那就会坚定不移地去追求,无私地去为之奋斗。

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,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,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

1956年入党之后,程开甲对自己在各方面要求更高了。除了搞好教学、科研之外,他还尽量广泛涉猎各种知识。他精通英语,懂德语,又开始学习俄语。在此期间,他培养和辅导了许多优秀的学生。后来,这些学生不少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。

1959年2月国务院决定调程开甲参加搞原子弹。在一份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:“1959年7月,二机部把核物理专家朱光亚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,协助李觉、吴际霖抓科技组织与协调工作。1960年1月,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从全国选调陈能宽、龙文光、郭永怀、程开甲等105名高中级科技骨干参加原子弹的研制。接着王淦昌、彭桓武、程开甲等科学家先后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。他们和先期从原子能所调来的邓稼先等会集在一起,壮大了核武器的研制队伍,从根本上保证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。”

程开甲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用化学炸药引爆原子弹。于是他开始学习《高压流体力学》。

程开甲在南京大学研究过费米·汤姆斯统计理论和固体物理关于高压方程的理论,他分析了如何运用到高压的原子弹实际,将设想变为可以理解和应用的科学计算法,为闯过原子弹引爆的第一关作出了贡献。

此后,程开甲又集中力量,研究冲击波聚心问题,利用微扰方法得到化爆聚心精度的要求和可行性,取得可喜成果。

1962年秋,程开甲被调到国防科委工作。他虽然还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,但主要是去核试验基地组建核技术研究所,为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做技术准备。

把一个研究所建立在渺无人烟的戈壁滩上,程开甲在这里一干就是20多年!

有一次程开甲从西安出发,陪张爱萍、张震寰去核试验场检查工作。乘坐的伊尔-14飞机刚起飞20分钟,一个发动机停车了。无奈只好冒险降落。西安正值大雨,雷电交加。用一个发动机,总算安全着陆了,机场人员为他们捏了一把汗。第二天另派一架飞机飞往兰州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从内地请来了一位地质专家协助分析核试验区的岩石情况,程开甲多次搬着梯子爬数百米高的石头山。山上无草木、无水,全是风化的碎石。有一次,他蹬着梯子刚爬上去,一脚踏在流动的风化石上,摔了个大跟头,险些掉下山崖。

平洞式地下核试验爆炸成功两年后,他和王淦昌、邓稼先要进洞视察。有人把这洞称为“虎穴”,他们偏要去虎穴追踪;也有人把这洞称作“死亡之海”,他们偏要去这“死海”中游泳。科学家总是有科学家的眼光和胆识。这平洞等于是通向原子弹爆心的地下通道。洞口,凉风习习。他们穿上防护衣,戴上口罩、手套、安全帽、测量仪,便往爆心走去。没走几步,温度升高了,一看温度计已是摄氏40度。每个人都汗流浃背。他用手电指点着:“这是花岗岩,瞧,烧成了黝黑的琉璃体;这是石灰岩,碎石还在往下落;这下面是‘锅底’,是一个‘空腔’,足有一个大礼堂那么大的洞。”

三位科学家在洞内考察爆炸冲击波在岩石内传播的规律和后果;考察“当量”的理论值与实际值的差距;考察测量仪的安放位置是否得当……好久好久,科学家们从洞里出来了。人们见到,他们个个汗水湿透了衣衫。但是,他们却泰然自若,谈笑风生,为第一次进洞探险,获取第一手材料而无比高兴。

核试验场流传着许多程开甲工作和生活中的故事。有些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,然而讲述者却是亲眼所见。

一次核试验前,程开甲住在核试验场的一个帐篷里,经常工作到凌晨2点多。公务员任万德负责他的衣食住行。那天晚上,程开甲和别人在讨论一个重要参数的探测技术问题,任万德把饭热了4次,可程开甲一直没来得及吃饭。凌晨,他把被子摊开准备睡觉,突然滚出来两个苹果。“哪来的苹果?哎呀,我还没吃饭,怪不得肚子在叫。”于是,程开甲拿起苹果往嘴里放,还没吃完就睡着了。夜里风沙很大,清晨起来,程开甲被子上蒙了一层细沙,嘴里含着没吃完的苹果,沾满了沙尘。

那一次,试验准备工作一切就绪,周总理召集他和基地司令员一起去汇报准备工作情况。周总理询问得很细致,程开甲对答如流,从多大当量、多少探头、测多少数据,到多大风速、有多大危害等等,他如数家珍,了解得一清二楚。临近汇报完毕,周总理问了一句:“程开甲同志,你今年多大年龄?”程开甲突然愣住了,想了半天,居然很长时间没有回答出周总理的提问。一个能把圆周率记住60多位数的人,居然记不住自己的年龄,这不是令人难以置信吗?然而这却是真的。

1984年,组织上调程开甲来北京工作,任国防科技委常任委员。他和老伴搬到北京,他的孩子们都留在了新疆。其实,程开甲舍不得新疆,把保密柜、保密本及许多资料都留在研究所。他这样说道:“我的科研基地还在新疆。”两年后,在研究所工作的儿子提出要调回北京工作,然而程开甲说:“到北京有什么好处?咱那个研究所很好嘛!别调了!”他的儿子曾在吉林大学上学。毕业分配时,有人建议程开甲向吉林大学校长、他的老朋友唐敖庆教授说一声,把儿子分到北京来。然而,程开甲不肯。最后,还是把儿子分回到戈壁滩。这大概也是程开甲所期许的“子承父业”。

笔者曾问程开甲先生:您现在主要在考虑什么?干什么呢?记得两年前您就说过,“靠科学家的良心制止不了核武器竞赛。除非经济力量与政治、军事、科技及其他力量结合起来,制止超级大国发动战争,否则无法消灭核战争的威胁”。

程开甲思考一下,回答说:“我现在研究的项目,实际上是如何摸索探求世界持久和平的理论。”“我在研究高压物理、大功率微波、中微子问题、重新研究超导理论及其应用问题……争取有朝一日能为祖国作出更多贡献。”“我依然在探索。”

2017年7月28日,在人民军队迎来90岁生日之际,习主席亲自将“八一勋章”颁授给他。

 

在程开甲百岁生日的时候,他说:“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,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,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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